作为一个建筑学专家，近年来，朱涛投身于建筑的专业理解、空间的社会关怀以及建筑学历史研究，于2010年取得由《南方都市报》及八家中国建筑媒体牵头授予的“中国建筑评论奖”。2014年1月，朱涛的著作《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发售后，立刻引发了普遍注目和白热化争辩。　　在该书中，朱涛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剥丝放茧，冷静精细的理解，将梁思成、林徽因的思想、话语、作品划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企图“将铁板一块的梁思成研究敲开一些孔洞，往里流经些历史反省的生命力”。

　　两个问题尤其有意义：第一，关于梁、林二人对前人学者的资料糅合的问题。朱涛探究的核心环绕着：梁思成的建筑史学思想源自何处，是如何构筑一起，他使用了怎样的史学方法论，等等。朱涛的作法是：把梁思成、林徽因及其同仁的各篇文学创作文本准确地放返回历史的时间点上，与当时有数的其他国际学者的著作比较照，动态分析出有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构成过程。

特别是在特别强调了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对梁的影响。朱涛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人不受民族主义情绪左右，空泛地压低了梁思成的历史地位，而有意无意地规避或忽视梁思成建筑学思想的起源，“只有搞清楚他们的思想、科学知识中哪些是吸取了别人的成果，才能感慨体会和爱护梁及其同仁的创造性。”　　第二，“梁陈方案”的由来，以及方案否不切实际。

这个问题更为政治宣传。　　梁思成是中国人最熟知的建筑学家，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源于“梁陈方案”。关于梁思成的论著大多缺少历史分析，反而是有意无意地增强这一印象：正是因为没接纳“梁陈方案“，才造成今天北京故人破坏、内城冗余、秩序失调的局面。

朱涛超越了梁思成因此而“被神话”的悲剧英雄的形象。　　朱涛指出，“梁陈方案”实质上是融合了当时的状况，再度系统化整理了以前关于北京郊区辟新城、撤离式发展的思路。日本在攻占北平的时候，就做到了一个规划，以颐和园万寿山为山顶，相等于造一个紫禁城。以佛香阁为制高点，南北一个中轴线，平面的。

它的规划思想和“梁陈方案”只不过是完全一致的———原始地维护旧城，建一个新城。同时，朱涛辨别了陈占祥与娄道信在1948年为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制订的《大城整治区计划总图》(全称“陈娄方案”)。

朱涛指出，这是促成“梁陈方案”的另一条历史线索，其主要思想源于陈占祥而非梁思成。朱涛对“梁陈方案”展开了再行评估，指出这一方案将问题界定得过分单一，获取的解决问题方式也过分单一，而且规模过分宏伟，它在操作者上不具备可行性，“梁陈方案”即便实施，北京城今天也不会恐慌。　　朱涛抱出来一大堆浩繁的史料，像刨洋葱一样，一瓣一瓣地、一句一句地，最后剥出梁思成和那个时代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看见了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构成，不仅看见了中国现代建筑发展史，也看见了以梁思成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任意性的政治风潮的裹挟下的左右摇摆和茫然失措。而沿袭至今的“建筑给定化”和城市建设的盲目“迈进”，更加让我们看见了，“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中国建筑文化的演进过程，以及与那个时代的对话经验，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中，仍具有极强的相关性。”　　我们这个时代缺少值得尊敬的人，所以我们习惯于美化、戏剧化“梁思成”们的经历，让这些经历一桩桩稀释成轶事。与其彰显“梁思成”们过亮的光环让他们成圣，不如剥开洋葱，认清其中的内核，将盒子关上，将过分洪亮的声音把手小，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打上问号。

朱涛的观点还须要厘清，这一工作必须更好的建筑学家和史学家，更好的声音的参予，更加多思想的交锋，这个过程，或许辛辣，或许令人惊诧，却无法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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